军民融合，战略反攻，迎接创新发展三大战役
引子：国际形势倒闭改革：大国角逐，昨日重现
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特朗普总统签署备忘录，公布“301调查报告”，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加税，涉及商品规模可达600亿美元。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指出：本次贸易战的直接目的在于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国开放市场，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重演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同时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拉票。并且提出，这次危机有可能化解，但是也有可能转入更加深层次危机的可能。
“301调查”重点地、直接地讨论了《中国制造202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产业政策。
报告认为，美国对中国不满的主要是两点。一是中国在产业和技术实力上快赶上美国了，还在努力获取高技术。报告提供了一个数据，在高技术制造业，美国在全球所占份额最高，为29%，仅次于美国的就是中国，占比为27%，相差不多。应该说，我们现在再跟美国人说我们两国产业结构是互补关系，并不完全属实。我们在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经具备了一定与美国直接竞争的能力，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尖端科技领域呈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发现，中国的产业政策还提出要在高端数控机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领域成为世界领跑者，这让美国感到很担忧。因此，301报告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中国的产业政策架构和目标，以及中国政府如何通过限制外商投资、投资审批、鼓励对外并购高技术资产等措施来帮助中国企业获取技术，提升中国产业的整体技术实力。中国这种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的巨大决心、战略规划和快速赶超的态势使美国非常不安。
报告称，中国政府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政府在规划中占主导地位，进行社会全方面动员，在指定关键领域寻求技术突破，推动军民融合战略，综合运用国家政策法律体系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性资金支持等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对国会说，此次301调查就是要干扰《中国制造2025》中确定的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国际领跑者的努力。美国准备加征关税的领域也是按照这个思路确定的，航空航天、机械、信息通讯产品都是中国制造业升级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分别可以对应到《中国制造2025》支持的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
选择这些领域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美国说的“对国内消费者的影响要尽量小，对中国的打击力度要尽量大。”按此逻辑，被选中的领域应该具备三个特征：一是中国对美出口额大，只有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才可能受到较大打击；二是集中于终端产品，即排除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免美国下游生产商利益受损；三是在排除与消费者日常生活相关的产品，以免抬高消费者生活成本。机械和信息通讯产品符合这三个特征，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何人们通常印象中对美出口最多的服装鞋帽等产品不在此次制裁之列。
应该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从其本国统治集团的立场出发，分析的依据和思路大体而言，是实事求是的。并且，政治策略也比较娴熟，考虑到了美国“体制”的内部有可能存在的分化的风险。这些，都为我实现经济转型的战略意图增加了难度。
从事军民两用高技术产业的工作者更要有危机感、紧迫感，我们曾经有过“战略机遇期”，我们紧密的把握住了这个机遇期，但是，历史从来不曾属于机会主义者，未来也不会属于机会主义者。
狭路相逢勇者胜，笔者作为军民融合高技术领域的一个青年投融资工作者，感到我们即将迎来一个伟大的时代，有生之年，何其幸哉。
这场国与国之间的角力，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我们有全世界最伟大的人民！
一、树立军民融合典范企业集群，凝聚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意志
在2017年10月24日，公布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名单看，国资委属央企和中央金融企业的领导无一人担任中央委员。十八大时有7人当选中央委员，分别是：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马兴瑞、航天科工集团总经理许达哲、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张国清，另外三位为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中投董事长楼继伟、中行董事长肖刚。
本届央企领导有20人担任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金融系统5人（工农中建+人保），传统垄断性行业5人（中建、国家电网、国航、中石化、中储粮），国有资本运营公司1人（诚通），高端制造业9人，分别是：
A、传统国防工业体系及传统国防工业体系衍生体系6人
曹建国（男，生于1963年8月，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雷凡培（男，1963年5月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钱智民（男，生于1960年11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刘石泉（男，1963年1月出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杨金成（男，1963年11月出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贺东风（男，1966年4月生，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B、其他制造业3人
马国强（男，回族，1963年11月出生，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晓波（男，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常委、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
任洪斌（男，1963年4月生，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2017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深化机构改革问题。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发布，国防科工局没有按照外界传说那样的将职能转移到别的部委。
谈到军民融合战略，就离不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部队装备体系，二是国防科工局定位与职能，三是国防科工局与国资委双重管理的军工集团。
我们要明确两个问题：军民融合战略推进的核心，并不是探讨“所有制问题”，而是从短期看，要解决军事能力问题，应对周边不测，从长远来看要解决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和制造业高端化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是用军民融合战略发展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形成面向军民两大市场的统一的科技、资本、生产、人才基础。
但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又必须面对两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一是改革的进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本质上是对当前传统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考验，这个问题，需要靠决策层更加强大的决策意志来实现。二是军民融合要一方面要抑制一部分民营企业过度从“所有制”的视角对“军民融合战略”进行解读，实际上，很多民参军企业的产品仅仅是单项技术超过军工集团，体系化的综合指标上和性能提升的程度结合全行业经济性考虑，也并不足以颠覆过去形成的采购关系；另一方面，要加速军工集团去行政化，以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管理手段参与到市场经营中，这个过程特别要用成功案例引导军工集团形成观念转变和经营管理能力提升。
从央企干部担任中央委员的情况来看，中央对国企改革的决心和思路已经比较清晰了。特别是2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8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联通改革样本，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思路。
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国企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本轮国企改革通过5到10年理顺其内部管理关系，外部业务关系，十二大军工集团的气质不排除向招商局集团、中粮、中化、华润、中信、光大这些高度市场化的大型产业集团靠拢，他们今天的产业地位和经营管理模式，就是十二大军工集团若干年后的状态。
有的民营企业负责人提出要形成民营大型军工集团，在小型装备总体级或者大型装备的分系统级有可能，结合特定的商业模式（分系统小规模参军、主要收入来自全球民用高技术市场）成为行业巨头，典型者如中电海康（传统国防工业企业代表，市值4000亿）、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国防七校高校产业化代表，7年时间打造的自主创新机器人龙头企业）、科大讯飞（科技部指导体系产业化代表，市值750亿）、清华系军工业务（教育部体系成果转化代表）、北航长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推动、市场化经营的技术成果转化实体，打造无人作战体系，上市平台市值100亿）、浙江中控（浙江大学技术成果转化、市场化经营实体，特定领域将外资高技术工业品挤出国通用市场，参与军用产品配套）等。
大型军用装备总体供应商由国企主导的地位不会动摇，分系统、关键配套产品实现军民两大市场融合，单项关键技术形成分布式创新生态雨林，这既是国有企业不断提高市场化经营能力的必然结果，也是高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政治意志，既是军用大型总体装备高研发费、长周期使得行业自然形成寡头垄断的行业自然选择，也是军用技术产能资产专用性暂时难以用大规模民用市场摊薄来克服的商业理性选择。
国防科工局职能并未得到调整，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决策层虽然对国有企业改革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但是对于以军队为最终用户、以十二大军工集团为主体的传统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改造，思路还不够清晰，导致决策意志不足。
凝聚军民融合发展典范企业集群，推动军民融合政策研究从理论战线向实践探索过渡，找出较多典范企业共同点，促使高层对国防工业体系增强改革动力，是企业行为转变为行业行为，行业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再由国家行为引导企业行为进入良性循环的起手式。
民营企业和高技术创业者最好还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样能够在未来即将形成的新型军民融合创新能力经济生态圈中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而不是在沉浸在军民融合所有制的争吵中消磨时间。
二、确定军民融合典范企业集群的旗手：新思想、新动能、新机制
按照什么标准确认旗手？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是几个熟悉军事应用需求的转业干部组建的高技术创业企业？他们在军民融合中有显著的优势，需求引导的商业模式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但是这种点状突破一方面容易“勾兑化”，另外，也不是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必须看到，熟悉应用又有一定技术积累的转业干部是本轮军改释放的重要红利。但是，营造军民融合典范企业并使其形成合力，从战略规划到落地实施，需要的领导者知识、经验和团队素质是十分全面而系统的。在这个问题上，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的经营管理水平将逐渐因为个体和团队能力差异拉开差距。
还是军工集团的技术带头人和传统行业民营企业共同组建的团队？所谓典范，其工作重点是在创造增量，发挥团结人心的作用，而不应该给人留下“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口实。应该说，军工集团的改革，从其内部来看，包含着军工集团决策层、院、所、技术骨干和非核心事务性工作人员（功劳不大，苦劳不小）之间的博弈，这个博弈的本质就是改革的成本谁来承担的问题。一部分先知先觉者，从体制内出来创业，便与过去的国有单位形成了竞争关系。应该说，这种现象并没有对错，也是不同的改革阶段都有可能出现的现象。但是，于情于理，国家倾注了资源培养了一个团队、个人，在体制机制改革进度和方案不达预期的情况下，然后这个团队、个人为了实现更大的价值出来创业，这种情形恐怕不应该成为我们宣扬的样板。如果这个团队能够积极开拓民用市场、国际军用市场和国内军用市场的空白，这倒是一个做大增量的非常好的尝试。
技术要素（军工技术业务骨干）、市场要素（转业干部），以及资本要素（以培育高技术的低成本产业资本）都是军民融合典范企业的必要条件，但是决定其是否能够成为典范，应该有两个条标准：
1、把企业管理制度和经营管理水平作为评价其是否能够作为典范的首要标准，以实现凝聚决策意志的效果；
2、根据其历史条件，在特定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用事实说话，以实现引领产业界各个中小企业发展的示范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展一个二级标准：
1、团队的思想、价值观有锐意进取、自强不息、不怕吃苦、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
2、团队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思想，重视技术人才和研发投入，重视技术成果商业化以实现创新发展闭环，为新动能不断注入燃料。
3、团队坚持机制导向，以良好的规则塑造“价值创造、价值合理回报、价值再创造”的良性循环。
三、军民融合战略进程中的三大创新战役：要素集聚、生态培育、管理创新
3.1国家行为：要素集聚
军事应用（引导性）市场要素、先进知识技术成果要素、早期低成本资金要素（以下简称“三大要素”）都是十分稀缺的资源，在过去行政计划经济体制下，都是强调对上级行政领导负责，业务单位之间的衔接在体制内形成了稳固的业务关系。随着安全局势与国防投入、民用投入和军用投入、军事需求与创新能力互动不够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军民融合作为破局的总体思路，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服务国家工业能力跃迁和必要时转入战时经济的提纲挈领的基本国策。
因此，军民融合战略中国家行为的落脚点应该在实现完成两大任务：一是有能力实现三大优质要素的集聚，最大限度降低创新的风险，避免要素浪费；二是要素集聚的对象要按照上述标准执行：一级标准是：国有控股，体制机制已经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较高的经营水平，军民融合式（市场方面）发展且企业经营状况优异；二级标准是：团队保持了良好的企业家精神，立足创新驱动发展和增量价值创造。
3.2旗手行为：生态培育
旗手企业的特征在前述文字已经有过表达。作为行业内有一定基础和较好政策影响力的创新企业，军民融合旗手企业既肩负着自己战略发展与经营管理的重担，又担负这营造高技术产业领域军民融合经济体的重大使命。如何履行这个使命？就是要熟悉创新的分布式特点，并且将这个特点转化为自己的竞争优势。
腾讯做互联网行业当之无愧的旗手行业之一，面对企业不断变大，在商业价值高地的盘踞和大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之间没有找到很好的平衡点，于是上演了早年与360的斗争，并引起了几乎是互联网全行业反击。而后，腾讯建立了履行行业创新预警职能的战略投资体系，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合作培养互联网创业者、企业家，在这一战略布局下，培育和发展互联网小微创新企业，以战略性参股的方式，将其创新成果与腾讯产品嫁接，自己攫取商业价值制高点，将创新型企业自身创造的价值加以保护，而不是进行野蛮掠夺，打造出围绕腾讯系的生态雨林，自己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也为中小创新型企业提供支撑，小微创新企业发展起来后又主动依附腾讯产品，形成腾讯公司强大的分布式护城河。
我们有的总体企业、分系统企业一旦做大，特别是现行的传统国有军工单位，明明是最具有“旗手”资格的。它们做某个产品，就想向上游延伸，搞的上游配套创新企业没有饭吃，内部人士出来创业官方又不支持，本质上是单位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是表象，机制创新不足是根源，总是头痛医脚，这个很有问题！一个个人、一个组织，总想获得超过自己创造的价值的利益，这不是一种变相的贪污腐败吗？
还有一些做基础元器件级别的民营企业，在纵向战略和横向战略之间思路不清晰，为了扩大规模，和海外终端企业合作，导致国内外终端设备商全体封杀，最后耽误公司5~8年发展进程，还是回归了主业力争实现横向扩张，在元器件的其他工业、民用市场和应用创新寻找突破口。如果有旗手企业战略参股这类企业，这样的战略误判和决策就难以发生，在观念和机制上得到控制。私有制就很好吗？中国很多民营企业老板的经营管理水平离世界大型高技术工业企业还差得远呢！
3.3企业行为：管理创新
2017年10月，十九大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时指出：大会同意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关于此论述，我们要有两个清晰的认识：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完善法治体系三个工程密不可分的。二是要深刻理解“市场”的内涵。
什么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作为一种经济运行体制，它是建立在市场主体对经济利益追求至上，通过供求关系变化、市场交易所形成的价格机制，调节资源分配的一种机制。我们一般理解市场机制，首先想到的是市场主体、价格机制两个核心概念。但是这个远远不足的，因为大型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产业生态圈内部虽然是市场主体，但是却学习或者部分学习了政府的“科层制”，以缔结契约的方式出让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的资源、能力控制权，以行政指令为常态化的资源调用手段，这就和价格机制的本意有了很大区别。
企业内部、生态圈内部的交易成本低于自由市场的交易成本时，将以企业内部管理手段、战略联盟组织理事会等方式形成决议，这种管理方式在特定领域、特定阶段的经济效益是高于基于价格的自由选择机制。
在钱德勒《看得见的手》一书中指出，1840年以前的美国的私营企业几乎都是家族企业，销售、财务这样的关键岗位都是儿子、女婿、侄子这样的人担任；1850年至1920年期间，随着大规模生产、交易的产生，才逐步形成了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信念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可以说，“职业经理人”阶层是“公司制”这一人类最伟大发明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在作用的广泛性、深刻性方面的作用，远高于企业家精神和稀缺要素（引导性市场、资本）可得性。在日本，这类群体备被称为与“官僚集团”相对应的“民僚集团”，意思是主管商事的专业人士。
我们的高技术工业企业，要推动管理创新，致力于培养和使用这样一批具有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的专业人士，与政府的科技、工业行政能力、服务能力互为补充，我国的高技术工业企业才能整合全球资源，走向世界。
